决策参阅
《决策参阅》2018年第10期:凝聚生态道德共识培育绿色社会风尚

发布时间:2019-01-18 | 信息来源:亚洲杯购彩平台

生态环境高质量系列研究报告之七

    研究基地:道德国情调查研究基地
    承担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首席专家:王珏
    课题负责人:杨煜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课题组成员:季玉群、靳力、张晒
     [内容提要]当前,江苏在生态道德方面呈现三点共识:生态环境恶化成为最担忧的道德问题;生态道德责任的自我反省日益增强;生态道德行动倾向有所提升。不同群体在生态道德方面呈现差异:对于生态问题,体制内单位尤其是官员的担忧程度最高,弱势群体最低;对于生态责任,官员、企业家的自我反省最深刻,其他群体均有待提升。建议江苏从五方面加强绿色社会风尚培育:1.强化官员生态道德契约,打造绿色社会风尚排头兵;2.调动关键群体力量,发挥企业家模范带头作用;3.激发社会参与意识,开启全民绿色共创模式;4.构建生态文明教育体系,有机融合生态道德与法治教育;5.完善市场供给,为绿色社会风尚提供物质支撑。
    2007年以来,江苏道德国情调查研究基地持续开展了“居民生活状况与心态调查”跟踪性社会调查,建立了“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2007、2013、2017)和“江苏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2007、2013、2016)。本课题基于相关数据,探寻江苏生态道德发展中的共识和差异,提出促进江苏绿色社会风尚培育的政策建议。
    一、江苏生态道德发展中的共识和差异
    通过分析对比相关数据,可发现当前江苏在生态道德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总体共识和群体间差异。
    1.生态环境恶化成为最担忧的问题。2016年江苏道德国情调查结果显示,22%的受访者认为“生态环境恶化”是他们“对中国社会,你最担忧的问题”,仅次于“腐败不能根治”的29%。相比之下,在2007年的调查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担忧度尚居第三位。这表明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上升,生态环境恶化在当前道德发展中的严重性和急迫性已经凸显。
    2.生态道德责任的自我反省日益增强。对于“您认为造成环境污染的最主要原因”这一问题,选择“政府缺乏生态意识,政策失当”的比例从2013年的34%降至2016年的25%;而选择“个人缺乏环保意识”和选择“当代人自私自利,不顾未来和子孙利益”的比例,分别提高了4和6个百分点。这表明,面临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越来越注重对破坏生态行为的反省。
    3.生态道德行动倾向有所提升。对于“如果您所在的单位有一项举措可以提高集体福利并使您个人得到利益,但会造成环境污染或社会公害,您会举报吗”的问题,江苏的受访者中选择“会”举报的比例,从2007年的56%升至2013年的61%;对于“为了经济利益可以少许破坏生态环境”的说法,选择“完全不同意”和“不太同意”的比例高达近四分之三。这些对比表明,江苏民众在生态道德行动的倾向上更为积极,且这种倾向正不断提升。
    4.不同群体对于生态问题和生态责任的认识差异明显。对于生态问题,体制内单位尤其是官员的担忧程度最高,弱势群体最低。体制内单位受访者中有27%对“生态环境恶化”最为担忧,高于体制外单位受访者近7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工人、农民、小生意者、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等群体偏低,仅为17-21%。非农业户口(25%)比农业户口(20%)受访者更加显著的意识到生态道德问题的严重性。对于生态责任,体制内人员、企业家的自我反省最深刻,其他群体均有待提升。部分群体仍然将生态道德责任推及政府,收入越高的群体对政府生态道德的问责也越高(4000 元及以上群体高于低收入群体5个百分点左右)。在体制内受访者中,选择“企业唯利是图”的最多(37%),而对“个人缺乏环保意识”最为忽略(20%);在体制外受访者中,对个人反思最多的为农民(27%),但工人和小生意者对企业追责比例最高(35%)而对个人追责最低(22%),企业家对自身的反省程度超出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44%)。
    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一方面,对于体制内单位,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在日常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中反复强调,生态环境业绩的考核也逐渐被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从而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对于仍处在工业化初中期的农村,环保机构缺位,资金技术匮乏,限于维持生计的工人和小生意者等群体,环保意识也显欠缺。
    二、培育江苏绿色社会风尚的政策路径
    根据以上调查分析,建议我省实施生态建设“硬工程”和生态风尚“软工程”双轮驱动战略,对绿色社会风尚培育相关政策进行优化提升。
    1.强化公务人员生态道德契约,打造绿色社会风尚排头兵。把握新一轮机构改革的核心脉络,持续优化江苏各地政府生态职能配置和生态治理结构重组,通过权力制约机制、透明政府机制和政府官员个体道德的培养机制,同步强化生态文明的政治责任和道德契约。推动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和共青团员等不同群体的互动:提升党员生态道德的基本素养和领导水平,发挥其对生态文明事业的领导和表率作用,鼓励民主党派为生态文明道德建设议政建言,调动各级团组织、生态志愿服务队的生力军作用,多主体共同推进绿色社会风尚建设。
    2.调动关键群体力量,发挥企业家模范带头作用。抓住企业家对自身的反省程度日益加强的契机,激发其社会责任感和生态文明情怀。加快推进江苏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及管理、绿色金融等试点工作,重塑企业家群体的绿色价值观,提升绿色经营者的盈利能力。充分认识、主动控制生产经营中的环境代价和生态风险,拓展绿色生产和绿色经营的空间。对于党员企业家,更要坚定其绿色发展信念,鼓励其投身生态环境公益。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企业生态管理、利益相关者治理和政策企业家参与的引导与扶持,鼓励政府联合社会资本采用PPP、TOT等模式试点第三方治理,扩大企业家群体的参与机会。
    3.激发社会参与意识,开启全民绿色共创模式。积极拓宽江苏广大公众和环保社会组织参与渠道,构建生态道德和生态行为的绿色行动体系。强化落实《江苏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打通生态参与和绿色众创的“最后一公里”。加大生态信息公开力度,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加强环境质量、污染源监管、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信息的主动公开。增强生态信息发布与生态舆论引导的主动性和互动性,完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发布、舆情处置和引导机制。积极顺应公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维权意识,注重对公众生态投诉权利、渠道程序的宣传和引导,维护社会稳定和公众生态利益,使民众在真实的获得感中增进对生态价值观的认同和共识。
    4.构建生态文明教育体系,有机融合生态道德与法治教育。分解落实《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6-2020年)》,结合江苏地方实际,完善生态宣传教育平台,在加强公民生态道德培育,强化社会环保诚信意识,促进生态志愿服务普及、未成年人生态道德建设提升等多方面,全方位体现生态道德风尚高地建设的江苏特色。建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的贯通体系,多形式、多层次开展培育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观念和生态文明素养的生态道德通识教育课程和社会实践环节。依托江苏文脉工程,助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特别是挖掘弘扬其中蕴含的生态文明观,并突出在绿色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充分总结提炼江苏在生态法治建设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例如全国领先的生态公益诉讼试点、资源环境类案件“三合一”集中审判、环保部组织学习泰兴环境执法的经验做法等,以丰富鲜活的案例素材,推进生态法治教育,弘扬生态法治文化。
    5.完善市场供给,为绿色社会风尚提供物质支撑。目前,江苏的绿色互联网金融、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等产业居国内领先地位,绿色旅游、生态休闲等服务项目也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实现宏观层面绿色价值观统领、中观层面绿色产业创新、微观层面绿色消费升级的深度融合,将公众对绿色生活品质的内在追求,转化为生态消费和社会风尚变革的主观动能。设立家庭环保账户和社区绿色银行,推行居民生态行为监测系统和个人生态信用积分制度;通过生态红利和绿色福利的全民共享,激发共建生态社会的正能量。针对生态道德意识偏弱的弱势群体和农村地区,针对不同收入层次和消费层次群体,科学引导符合绿色社会风尚的全新消费观,以绿色产品服务市场的供给侧改革,促进生态与富民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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